【爱奇艺】【四海文心】三评“理性追星”之三：让星光化为心光，追逐更好的自己

　　作者：吕帆

　　追星不是理性追星现代才有的现象，对容貌姣好、海文化才华横溢、心评星光心光能力超群者的让追逐仰慕迷恋，自古有之。更好围观、理性追星爱奇艺打赏、海文化应援，心评星光心光古人的让追逐追星方式似与今日并无二异，但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中又写下了一个更具启示意义的更好故事：“卫玠从豫章至下都，人久闻其名，理性追星观者如堵墙。海文化玠先有羸疾，心评星光心光体不堪劳，让追逐遂成病而死。更好时人谓‘看杀卫玠’。”容貌俊俏、丰标不凡的卫玠，虽然收获了众多拥趸，却因体弱不堪身心疲惫，在巨大的贴吧社会舆论压力中，憾然死去。追星，不仅是个体的狂欢，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、商业逻辑、伦理维度和价值观引导的议题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娱乐产业、粉丝经济和互联网科技的高速发展，追星文化的样态日新月异，不仅粉丝群体内部的分层分级愈加复杂，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多维，更是催生出了两者共生同荣的产业形态——追星，已是青年亚文化的重要景观之一。而在较长时间以来，“粉丝”在大众、媒体和学界看来，更偏向一种带有青少年反抗特质的亚文化群体的描述，基于这种认知的粉丝心理分析也往往带有病理诊断的意味。但事实是必应，当代大众文化视域下的粉丝行为，早已不是小众的爱好或狂热，而是自由社会和商业逻辑里的一种可提供共情、共鸣、共赢的行为。

　　对于粉丝来说，追星的意义是什么？起码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：第一，获得情绪价值；第二，找到人生榜样。

　　前者在呼吁个体价值的当下，是很多粉丝追星的“尚方宝剑”，因为对年轻人来说，“喜欢本身就是价值”，即便这份喜欢存在不理性、不客观的因素。但正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，赌上一切去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，站在华丽的舞台上的明星便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理投射，而明星展现给大众的基本是经过深度包装的形象，这种获得众人追捧的“完美形象”，会给粉丝提供一种“和你在一起，我也变得优秀”的快乐和价值。

　　但后者才是追星的更高价值。他们追逐的明星不是仅因颜值、流量、话题，甚至不是一时爆红的作品，而是因为在长期的观察和了解中，明星的优秀品质让粉丝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比如在某网站上，有一位喜欢陈奕迅20年的粉丝理性地分析自己追星的原因：第一，TA欣赏陈奕迅对待工作的态度，第二，TA欣赏陈奕迅对待人生的态度。通过20年的观察，TA发现世界上有一个如此认真、豁达、上进、有责任感且自由坚强的人，这给了TA很大的鼓励和安慰，可以去追逐更好的自己。

　　是的，追星的本质，应是通过那颗闪亮的星，去追逐更好的自己。从发展心理学上讲，“模仿”和“想成为某人的样子”，往往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动力之一，应让这双刃剑为己所用。

　　而从历史上看，追星者固然不乏冲动、狂热之士，如唐朝隐士魏万不远千里，只为见李白一面，表达自己“君抱碧海珠，我怀蓝田玉；各称希代宝，万里遥相烛”的崇敬之情；街卒葛清因敬仰白居易，“自颈以下，遍刺白居易舍人诗”，人称“白舍人行诗图”；汤显祖的女粉丝“自矜才色，不轻许人”，非汤显祖不嫁，但不远万里见到偶像本人后，发现对方竟是个“伛偻扶杖而行”的老翁，竟投湖自尽；清代书画大家郑板桥崇敬青藤老人徐渭，自称“青藤门下走狗”。种种案例贯穿今古，这份对偶像产生的极端爱慕之情，都可以被总结为“不计代价的爱”和“不容异己的排他”，至今仍在以“饭圈”为代表的群体中屡见不鲜。

　　但我们也应看到，古往今来，还有很多因追星成功而成就自我，甚至影响了更多人的故事。《列子·汤问》中记载，钟子期对伯牙的琴技憧憬向往，但在二人的真诚交往中，才诞生了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的佳话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，是粉丝成就了偶像；北宋时期，苏轼写《谢欧阳内翰书》给欧阳修，明确表示要追随先生，力整当时浮华萎靡的文风，欧阳修也对晚辈提携有加，让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”的美誉流传天下；周星驰将李小龙视为毕生偶像，资深“龙迷”的他在电影中多次致敬、传播李小龙的精神与哲思；李安说自己十八岁时第一次看伯格曼的《处女泉》，从此生命便发生了改变，后来在拍摄《色戒》时困苦不堪的李安，曾主动飞至法罗岛求见伯格曼，两人相见时，李安在偶像的怀里哭得像个孩子；而在刚播出不久的《快乐老友记》第二季中，张远也因偶像张信哲的到来多次感动唏嘘，因为对方的歌曲曾指引他成为一名歌手，即使这个身份为他带来了人生的大起大落。

　　可见，追星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在提供情绪价值和爽感、快感之外，这颗“星”对年轻人的人生和价值观会产生引向何方的力量？如让粉丝一味地“向外看”，恐怕不是我们期待的追星，而一位偶像若能让热爱TA的人“向内寻”，去发掘自我的激情，找到彼此的差距，成为更好的大人，这种追星不仅不应阻碍，反而应更多地鼓励。

　　因此，我们应看到，年轻人追星具有自我表达的需求和较强的社交属性，不应片面、极端地将“追星”等同于“不思进取”或不可理喻的“小众行为”。当下我们更需思考的是：“星”如何成为他人的向导？“星”怎样引领价值的方向？“星”如何在文化产业事业中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，而非仅仅是满足一幅皮囊下的一己之私。

　　我们更应谨慎地关注，由于互联网带来的高参与感、低边界感，加上青少年身心发展尚未成熟，一些青少年在追星中或被人利用或走上歧途，令追星行为时有“失范”甚至造成恶果。据媒体报道，已有不少以“明星”身份行诈骗之实的案例，通过QQ、微信群被不法分子以提供明星行程信息、粉丝团福利等原因而造成的单人损失，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元不等；一些泄露、倒卖明星出行、酒店信息的做法，已形成互联网灰黑产业链；粉丝群对内部进行分层分级的严苛管理和统筹，对未成年人进行PUA、人身攻击、人肉搜索和网络霸凌的事件已不是个案；“饭圈文化”“私生饭”“粉丝互攻”“刷好评刷恶评”等畸形现象的背后，更值得整个社会的深思。

　　“追星”的前提是自我认知，“理智追星”的本质是要求心智上的成熟，是发现他人优秀的特质而产生自我发展的动力和信心。触不可及的星辰之所以每每令人向往，并不是因为高高在上，而是它们的存在，提醒我们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值得追寻，还有很多人生的奇遇值得期待。人与星光最好的关系，也许不是彼此拥有，而是互相照见，让头顶的星之光，照亮脚下的前行路。

　　（作者吕帆系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音视频办主任）